事情总会有一个结果的。最后，还是养父村里的干部前来调解，母亲答应了养父赔偿200元养育费的要求。200元！这在八十年代初是个非常吸引人的数字。母亲找红英表姐借了100元，继父从口袋里掏了100元，我就被从童养媳赎回成了母亲的女儿。
虽然赔了钱，养父仍不解恨，他恼恨地叫我从身上扒下他家的所有衣裳，一寸布条都不准带走。母亲二话不说，拉起我到薛窑镇，由我亲自挑选，替我买了一整套棉衣棉裤的衣料，随后送到一个裁缝店加急赶制。
至今仍记得那件粉红底碎白花的棉衣，我就是在13岁那年的春节穿着它，满怀喜悦地跟着母亲离开故乡，去了安徽。
临离开故乡的前一天，我要去办转学手续，因为要去校长家里，我不认识，是全儿陪我去的。冬天的早晨特别冷，霜浓雾重，坚硬的泥土路上又冰又滑，我们走得小心翼翼。一路上，我都想对全儿说一声“对不起”，但却不知如何开口。而他也全程沉默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宽宽的马路上，他走左边，我走右边。
长大后回忆起在养父家的日子时，我才认识到：如果当年我不离开养父家，十有八九我会嫁给全儿，因为他的年龄和我比较接近。那时候的农村，谈婚论嫁还是很重视年龄差距的。
十多年后，我回故乡时又见到了忠儿和全儿，那时也是春节期间，我买了烟酒去看望养父，正逢忠儿和全儿也回家来。他俩各骑着一辆旧摩托车，车后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孩子。忠儿三十多岁时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**，并在**家落户；全儿也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，生了两个女儿。和很多农村家庭一样，生活平静如水。而我的养父68岁时便去世了，养母和舅舅至今仍健在。
养父家唯一有故事的是小梅，她后来也远嫁安徽，和一个老实巴交的安徽男人生下一个女儿。结婚三年左右时，她和安徽老公去上海打工，在一家建筑工地上认识了一个来自江苏的包工头，两人老乡见老乡，聊得特别欢。三个月后，小梅竟然丢下老公和女儿不管，跟着那个丧妻的包工头私奔回了江苏，再也没有回过安徽。安徽老公只好独自带着女儿，蹉跎岁月，不懂法律的他也没去告小梅的重婚罪，他一心盼望着小梅回头是岸。直到二十年过去，也没盼回来。
至今，我都想不明白，16岁还尿床的小梅，平时看上去非常缺心眼的小梅，在感情上怎么会那么果断勇敢？那么敢爱敢恨？有一年，我回江苏时，在养父家里见到了小梅，她已经由一个青涩懵懂的少女彻底蜕变成了一个农村妇女。皮肤黝黑、双手粗糙、头发蓬乱、衣衫不整。我问她想不想安徽的女儿，她的眼圈马上红了。但她依然没有告诉我，当年为什么会与那个包工头私奔。也许，这就是命运。——我们只能把所有无法解释的事情，统统归结为命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