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那折断的、差不多要散架的背脊，作为他的肌体中心形象，构成了他疼痛怨诉和行为的基础。如果你了解这一形象，也知道豪伊是多么相信它，那么他的大部分疾痛行为都是不难解释的。但是，衰弱和容易崩裂的脊椎也是另一惧怕系列的隐喻。这些惧怕与豪伊的工作和婚姻有关，也与他没有父亲的童年经历，同母亲感情疏远有关，还与他个人生怕自己不能胜任工作、低效和依赖相联系。疾痛已经从豪伊的生活环境里承接了这些意义。我不知道到底是这些意义事实上造成了疼痛发作，还是它们确实影响了他的疼痛过程。他的婚姻问题在疼痛早期发作的日子里，如若有影响的话，可能扮演任何一个角色；现在他的疼痛行为，就像埃伦对她丈夫的尖刻评论一样，即使不直接，也清楚地表现出了婚姻的紧张关系。
疼痛本身无法直接衡量，但可以通过它对豪伊（埃伦和其他人）的行为的影响来衡量。对患者和家人来说，那种说起它时的极度挫折感、自我击败的恶性循环就是痛苦。去除痛苦就是排遣这些伤痛的经验和绝望的关系。慢性疼痛甚至也在豪伊的前任医生的表情和行为中刻下了痕迹。他的挫折、愤怒和绝望，一点也不亚于患者本人及其家人。疾痛在哪里？在背上，不错。但是，难道不也表现在豪伊的自我意识中，在他对自己童年的诠释中，在他与埃伦和其母亲的关系中，在他与孩子的相互作用中，在他的工作环境里，甚至在他的医生身上？疼痛成了人际沟通和相处网络的主要语言。在一定意义上，这个网络就是疼痛。
在关于疼痛的书籍里，或慢性疼痛的专业研讨会上，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神经生理学和病理学上，一部分花在精神病学上，逐渐地，也花一部分时间在行为上。然而，与数百位像豪伊那样，疼痛已经渗透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人面谈以后，我不禁要问：为什么找不到把慢性疼痛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来研究的书籍或研讨会？我相信，理解疼痛的意义，探寻充分体现在疼痛患者生活中的躯体化动态和动因，将会让所有愿意了解这些问题的人看到（患者、家人和医生已经看得太多，所以，常常视而不见）特定疼痛患者（或者说，任何一种慢性疾痛的特定患者）的这些情况是唯一的。一心想要寻找单一的理想方法，去治疗所有病例，而非对付这些非典型的个案，这也是不难识破的危险误区。要改善患者的处境，需要改变意义和经验的恶性循环，它们深深地影响（也受制于）患者生活所在的社会关系。
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医护系统，它与现行的体系完全不同。对豪伊·哈里斯来说，这意味着他需要的治疗应同时包括：对他的行为障碍、他的社会关系的困扰，他的意志消沉，以及他的自我挫败的个性特征进行充分说明。治疗应该始于对他的社会经历进行社会-心理危机的系统评估；它应该包括针对那些主要问题的治疗性干预，并把这种敢于与针对疼痛的综合临床治疗统一起来。这样的方法不单纯追求控制疼痛，更着重于防备疼痛的长期性和伤残性。豪伊·哈里斯的医治提供者对医疗造成不利影响，也应该在这个综合的医疗架构中得到说明，得到纠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