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年得志的苏轼跃跃欲试，想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。无奈恰逢母亲病故，他回家守丧三年后重返京师参加科举答案，不幸又逢父亲苏洵病逝，只能再次回家守孝。三年又三年，当苏轼再次返回朝廷效力时，朝廷的形势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苏轼的很多朋友，包括恩师欧阳修，都成为政治角逐的牺牲品，被迫离京。
一股革新之风正席卷整个朝廷，而主持变法的就是当朝宰相王安石。苏轼不仅是文人，也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。他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审视王安石的变法，认为变法存在许多弊端。苏轼没有太多顾虑，一心不想做趋炎附势的小人，于是上书大谈王安石变法的弊端。这一举动引来王安石的不满和排挤。苏轼暗自打算，如果留在朝廷，定然要与王安石周旋，这无异于引火自焚，到时候一定不能顾全自己，倘若离开京城，说不定还能有所作为，造福一方百姓。思前想后，苏轼决定不逞匹夫之勇，知难而退，主动申请调离京城，到地方任职。
公元1071年至1079年之间，苏轼先后担任杭州通判、密州知州、徐州知州、湖州知州等官职，所到之处无不体察民情，并作出卓有成效的治理。直到苏轼43岁这一年，因为一篇《湖州谢表》被政敌诟病，并冠以“愚弄朝廷，妄自尊大”的“莫须有”罪名。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
霎时，苏轼变成众矢之的，一度入狱，被关押长达几个月之久。在狱中，苏轼以为自己命不久矣，就写了两首声泪俱下的诀别诗让人转送给弟弟苏辙。其中一首有云：“圣主如天万物春，小臣愚暗自亡身。百年未满先偿债，十口无归更累人。是处青山可埋骨，他年夜雨独伤神。与君世世为兄弟，更结来生未了因。”宋神宗看后不禁说：“这两首诗确实是肺腑之言，才高八斗的苏轼也有自愚低头的一天，罢了，将他贬职便了。”原来，少年得志的苏轼一向自视过人，傲气十足，宋神宗将他下狱只是想挫一挫他的锐气。再者，王安石等人都为苏轼求情，宋神宗也很欣赏其才华，所以最终没有处决他。
乌台诗案因苏轼被贬黄州而结束。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苏轼文风大转，开始移情山水，在游山玩水之间表达阔达豪迈的人生理想。文学界认为，苏轼的一生以乌台诗案作为分水岭，作品主题从早年的抒发政治豪情转向对自然对人生的体悟，晚年文风更加练达。换个角度想，苏轼放弃仕途导致他政治上的失意，也成就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苏轼的傲气不见得因为乌台诗案而损耗殆尽，只是经历了这一劫难后，苏轼更明白了知难而退韬光养晦的道理。他少年风光，遭小人妒忌是在所难免的事。苏轼这才明白，少发表政治看法，多寄情山水才能让自己免于政敌的骚扰。他那句“圣主如天万物春，小臣愚暗自亡身”不见得是真话，大概只是顺势而为，低头保命的方式而已。
